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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龙场悟道之后，阳明就注意到了将心学与《周易》进行贯通。

勿者，《说文》：州里所建旗，趣民事，故称勿勿。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，绳绳不可名，复归于无物，是谓无状之状，无物之象。

状变而实无别，而为异者，谓之化，有化而无别，谓之一实。道生万物，或者万物得一以生，是一多关系的经典表述，但我们似乎无由获得更多关于万物或者多的实质性理解。而万物由天地而生，为人为加工提供了前在的基础。日月为常，交龙为旂，通帛为旜，杂帛为物。但精魅、神怪只是古典物概念的内涵之一，并非全部。

其重要性在于，物关系着人们对于置身其中的世界的理解，并决定了人们行为（处物）的基本方式。精魅为百物之神，前文有说，此不赘言。他先用良知概念来说明体用： 体即良知之体，用即良知之用，宁复有超然于体用之外者乎？（《王阳明全集》卷二，《传习录中》） 其次，体与用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物，而是良知的一体两面。

这显示了朱熹与王阳明心性论上的本质差异。王阳明也不能自由地与理学的传统概念区分开，特别是不能脱离朱子学的影响之范围，只能在朱熹勾勒的概念区分的影响下再展开自己的理论体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其重点就在于不可乱，两者不能混融，需要概念上与逻辑上的分明区分。与此相反，王阳明的体用观与中和说与朱熹有所不同。

冲漠无朕一之父是指体，此两者不是二物，即体即用而即用即体，故说一中有精、精中有一。惟天下之至诚，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。

笔者认为，用这一方式来解释，能够最为准确地显示各思想家的固有特色。从这一脉络上的阳明的中和说，是对于在现实世界的良知不能发挥这一问题的有说服力的揭示。他坚持体是具有本体价值的范畴。曰：心有体用，未发之前是心之体，已发之际乃心之用，如何指定说得!盖主宰运用底便是心，性便是会恁地做底理

对此，我提出了体知的理念，体知用英文说就是embodied knowing，是经由身体来认知，这种认知包含了宋明儒者的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，同时也具有知行合一的意义，它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西方的理性认知。在理性之外，需要同情。可见，儒学第三期应是基于本土、面向世界的。因为正是在儒学的影响下，传统的中华文明成为了一种学习的文明、对话的文明与和谐的文明。

儒家士君子的担当意识是民族的希望 显然，如果儒家思想能在以上三个方面发挥出它的作用，那么，一个富足而有礼、强大而安定、繁荣而和谐的中国，将是可以期待的。而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，不仅需要精英阶层、思想者的担当，也需要每个公民、每个个体的担当。

所以，我们在欲望之外，需要心灵。如何解决它，就需要对话的智慧。

进入 杜维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儒家 儒学 。儒学第二期则从中国文化发展到东亚文明，这就是宋明儒学、尤其是朱子学、阳明学在韩国、日本、越南等地的传播与发展，可以说，儒学在第二期已不仅是中国的，还是整个东亚的。相反，社会、政治风气不好的地方，儒家的形象都是糟糕的。只有每个人都具有儒家士君子的担当意识，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、我们的民族才能上进、我们的国家才有未来。我想这三点也正是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意义所在。事实上，在传统中国，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作用是极其巨大的。

因此我一直将儒家伦理视作一种对话的伦理，一种充分体现对话精神的伦理。这并不是将过重的负担赋予每个个体，而恰恰是对每个个体的充分肯定，儒家讲的人皆可以为尧舜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事实上，对话意味着双方相互之间是有差异但平等的主体，所以对话是互相容忍的，是互相承认的，是互相尊重的，一定是交互的，不是强迫的。在自由之外，需要正义。

事实上，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历劫不死，并练就金刚不坏体，乃至凤凰涅槃，与它自身的特质息息相关。近代以来，长期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陷入了困境。

儒学第三期应当对西方文明、启蒙心态作出回应 事实上，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开、放远的话，可以发现，凡是社会、政治等各方面比较好的华人世界，对儒家的评价都是正面的。而这，也正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无可推卸的天命。当然，21世纪中国所需要的儒家思想，也应是进行了自我更新的儒学，这就是我一直在倡导的儒学第三期。儒家所讲的学习，一方面不只是知识技术的学习，而是一个整体的学习理念，即学做人。

另一方面，这个学做人的学习不具有完成时，它是一个永恒的过程，每个人都处在自我人格完善的过程中。在法治之外，需要礼让。

这表明，儒家的积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消极意义，所以我想21世纪的中国，仍然离不开儒家思想。在我看来，儒学是跨时代、跨文化、多学科、分层次、没有教条的，这些特质使它具有了普遍性和永恒价值。

而这就要看儒学能否对整个西方文明、尤其是从启蒙以来的启蒙心态作出回应，并进而能否给人类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东西。儒家就充满了对话的智慧，无论是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还是后来的《朱子语类》《传习录》，都是在对话中完成的。

体这个字在中文里面有很深刻的含义，比如体验、体察、体证，它是一个复杂的认知体系，需要包括人的心、灵、神，这是很难的一种认知，但却是绝对必要而且紧迫的一种认知。当前，中国人的气很足，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戾气，无论是对内、还是对外。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，西方强势的军事、经济和文化不断全面而深入地进入中国，而其中西方思潮对儒家思想的冲击，也一步步加深，并大肆摧残固有的文化资源，这是儒学前所未有的危机。最后，我们应当将和谐作为准则与目标，达到人自己的身心和谐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。

这就使得儒家特别强调和而不同，因为这是对日常生活世界中差异与多元的尊重。儒家认为世界的存有是连续的，因而我们不能抛弃掉日常生活，去追求一个外在的更高真理，儒家更认可的是，最高的价值和意义就在日常生活中体现。

儒学第一期是从曲阜的地域文化、地方知识发端，经历了从先秦到汉代数百年的发展，逐渐超越地域的限制，成为中原文明的核心、中国文化的主流。其次，我们应当重拾儒家思想中对话的智慧，以对话来处理问题。

但是，儒学并没有就此沉沦为游魂，或甘于被弃置入博物馆中。而接下来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则是要面向整个世界的，儒学要真正成长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(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local knowledge)。